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无产阶级政权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卫者,将永远载入史册,受到人民的敬仰。
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无产阶级政权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卫者,将永远载入史册,受到人民的敬仰。
一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先进的理论为指南,无论是君主立宪方案,还是民主共和方案都告失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表明: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国情,中国革命还是不能成功。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具体纲领、政策,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过渡时期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指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轨道。《宪法》规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为新中国朝什么方向发展、达到什么目标做好了基本的制度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共识。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正像列宁所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3]
二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表明中国人民的前一个历史任务基本完成。而要完成后一个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首先必须解决通过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即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国。从世界历史上看,无非有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当时,中国已经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遇,独立后的中国如果选择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就不可能摆脱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不但经济上依附于外国,就连独立和主权也有可能再度丧失。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人民民主政权所不允许的,共产党和劳动人民所不答应的。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4]
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这是全新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6]建国初期,政府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国营经济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弱小且发展困难,苏联对中国政府大规模援助,说明具备了选择社会主义的条件。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党和毛泽东提出并实施“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指明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胡乔木曾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7]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也没有成熟的认识和方案。党和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在理论上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第一,阐明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鉴于苏共“二十大”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1956年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要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8]
第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目标问题上,《共同纲领》提出要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54年在全国人大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要把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9]这样形成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比较完整、准确的表述。1963年,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据此,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0]
在社会主义发展步骤和时间安排问题上,毛泽东赞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11]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上正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2]1960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3]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4]
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立的双方既相互适应又相互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质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提出,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的缺点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解决。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党来领导。共产党员要成为“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15]
在社会主义主要任务问题上,他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应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6]1957年3月19日,他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7]
第三,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近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18]他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中央与地方、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统筹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他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9]他还对经济体制改革做出初步的探索,主张“两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作为企业管理和开展技术革新的方针;他赞同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等。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他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他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就还有复辟的可能。他提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强调要保障“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0]他强调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而不能破坏劳动纪律,作群众的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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