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胡昌勇 摄）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还培育了许多熠熠生辉、影响深远的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具有共同性，一脉相承，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但它们又各有自己的特点，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革命精神，一直是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有力武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什么是井冈山精神？我个人认为，井冈山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有两点。第一，是勇于创新，敢于开辟新路子的精神。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该怎么办？怎样继续革命？这是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走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这是当时中共许多领导人所主张的。因为有例可循，而且是上了书的。毛泽东则不然。他敢于闯新路，另辟蹊径，上山打游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十月革命的方式截然不同。可以想象，这在当时是需要多大的勇气！这勇气从哪里来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迷信书本，又不照抄外国，走自己的路。几十年以后，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创造出新的奇迹。

　　第二，是革命的坚定性，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当小小的红色政权处于强大敌人四面包围的极端严峻的形势下，在党内产生了一种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像林彪这样重要的红军领导人都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定性。他斩钉截铁地说：“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这种革命坚定性，不是建立在盲目性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全国形势所作的科学分析上面的。事实最终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预见。后来，毛泽东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他说：“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这样的情况。”说到这里，我自然联想到今天的现实。自从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以后，有些共产党员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有的甚至走向相反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出来说话，他深刻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的话坚定了全党的信念。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越来越强大。毛泽东对井冈山那段艰苦斗争的历史，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总是念念不忘。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已根本好转，人民生活有着显著改善。他就提出：“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奠定了基础。

　　再谈谈延安精神。多年来，对延安精神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对延安精神都有过精辟论述。早在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就指出：“要保持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总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克服困难的精神。”后来，江泽民同志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将延安精神概括为四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之集大成，同时又吸收了一些中华文化之精华。胡锦涛同志曾对延安精神作出这样的评价：“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远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延安精神已经涵盖了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延安精神的内容之所以如此丰富，其思想内涵之所以如此深刻，就是因为我们党已经奋斗了二十多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已经达到成熟，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套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并且经过延安整风，达到全党思想上的统一。延安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最后谈谈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继承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其他革命精神，并有所发展，突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革命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全新的任务，将要经受从未有过的新的考验，这就是在和平环境中执政的考验。这时的毛泽东心情是复杂的，又高兴，又担心。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怕党的干部在胜利面前骄傲起来，居功自傲，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而脱离群众，因此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就怕党的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倒，贪污腐败，蜕化变质，因此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深知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覆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早在延安整风时，他就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定为干部必读之书。综观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总是这样：在困难的时候，强调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在胜利的时候，则强调要想到困难和问题。他曾说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他认为这时更需要准备困难，所以他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十七条困难。1949年，共产党就要进城了，就要在全国执政了，预防和警惕党内出现骄傲和腐化而导致革命失败，已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结尾（这是整篇报告的高潮），尖锐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告诫全党，敲响警钟。毛泽东的预见，他所担心的事情，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果然就出现了，有一些干部居功自傲，更有一些干部贪污腐化，被糖衣炮弹所击中，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那些话，不幸而言中。

　　今天，我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外部的环境同建国初期更是大大地不同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和土壤，同建国初期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柏坡精神，两个“务必”的思想，不但不能丢，而且要更加大力发扬，并且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这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中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要长久坚持抓下去的任务。弘扬西柏坡精神，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重要，更有针对性，更有现实意义。对西柏坡精神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一点，应当加强研究和宣传的深度和力度，使它产生更深刻、更广泛的实际影响。人们还记得，胡锦涛同志当选总书记后，第一个令人瞩目的行动，就是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瞻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这是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号召，要求全党各级干部都要发扬西柏坡精神，牢牢记住两个“务必”，实践两个“务必”。此景此情，今天仍然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他强调：“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切中要害、意味深长，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宣传和贯彻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