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雷阵雨，突然一声响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这位农民借此发泄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就把他抓了起来，并要当作反革命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人放了，毛泽东的思考却没有停止：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原来，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虽然只有140多万人口，却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再加上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很是紧张。最初，边区粮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征粮，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二是购粮，由边区政府拨款对外采购。但是，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1941年，又准备增加到20万担。这使广大群众深感负担过重，出现了不满情绪。

　　弄清事情的原委后，毛泽东经过认真反思，不但减少了当年公粮征收任务，而且由此意识到，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必须自己动手，生产自救。这次意外的“雷击”事件，使他从党群关系和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到进行生产自救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诱因。

　　后来，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专门谈到“雷击”事件的教训：“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20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及“雷击”事件：“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对群众反映的意见历来是高度重视的。建国以后，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一些党员和干部逐渐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甚至做出了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这种苗头更引起了他的警惕。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随后，他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当时在广东还发生过一个更为突出的例子：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和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县政府不顾群众的意见，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结果，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8名警察赶赴现场，还开了枪。由于当地政府对这件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妥善处理，导致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激化，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针对类似事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他还进一步提醒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事实上，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当时，一些党员和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例如，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对此，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又专门谈道：“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怎样才能避免或正确解决群众闹事的问题呢？毛泽东对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做法十分赞赏。1956年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却没有受到影响。其实，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之所以没有闹事，原因就在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结果，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泽东称赞：“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