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张嘎》写于二十一年前。过了这么久,才来写后记:沉埋多年的思想和情景,铿然一声,彼铁锨掘着,真有一种终将出土、重见天日的新鲜感。
二十年来,每每听到些传说:“张嘎子在某地当着县委书记”,或者“正带一个团守卫某线边疆”;前几年武斗厉害时,还曾说他“有几条人命,己被投入监狱”..二十一年了,小嘎子当然应该长大,也必然会跟着时代一同前进的。令人惊愕的是,他怎么会有“几条人命”的呢?难道从摔胶、咬人、堵烟筒起,劣根性一直发展,终至杀人吗?接下来深一步想,就有一连串儿问题:究竟应该怎么教育和对待孩子?是“听话”、老实的好?还是调皮、“嘎”一点好?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儿童?
鲁迅曾形容过一种儿童:“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我初见这两句的时候,正当少年,但心里着实打一个冷战,而且马上想到自己。说实活,我对自己的性格是不喜欢的,原因就在较刻板,欠活泼,“循规蹈矩”,过于“老实”。颇近乎“满脸死相”一流。于是想,倘多数孩子象我这样,一味痴呆保守,无所作为,逆来顺受,甚至奴颜媚骨,岂不要酿成民族的危机吗?还谈什么革命?还创什么社会主义大业呢?
当然,鲁迅所刺的是旧社会的弊病,我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可以推说是旧式的家庭教育所造成。然而,革命了,参加八路军了,在我的同辈“小八路”中,还是大致可分为调皮或“听话”的两类。而私心中却象有鬼,总对调皮的一类更喜欢,更乐意仿效,更愿意和他们亲近。因为这些人大多生龙活虎,机警灵活,敢想敢干,宫于独创精神。相形之下,属于“听话”的一类,则觉得萎靡窝囊,缓慢迟钝,甚至是少见出息。也许是偏见歪曲了我的眼光,在战场上我所见到的英雄,竟也往往多带嘎气,少见“老实”。这不奇怪吗?
自然,评论一切事物都应有个恰当其可的界限。听话,并非不好。守纪律,重公德,遵守公共秩序,服从正确领导,无疑都是好的,但我们讲老实,不要搞到反面去:把因循保守,照搬照转,任人役使,奴性十足,也当听话看,那就必然会造就一批“满脸死相”的废物,这肯定是可悲的。同样,嘎也不能嘎过了头,否则会纵容狂妄和野蛮。重要的问题是对孩子们要有责任心,要善于教育和诱导,还应提供适当的条件,健全的民主生活,使他们能真正蓬勃健康地成长。提到民主生活,常使我记起江青一句话,她曾厚颜无耻地吹嘘说:“我们家里可民主啦..”真是白日见鬼!一个张口定这个“坏人”,闭口打那个“叛徒”,平日只嫌人肉酸的恶魔,她会讲民主,不是弥天大谎吗?!正是由于她那一伙的教唆,才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造出一小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野兽或“类猿人”来,他们野蛮霸道,浑横丑恶,麻木空虚,甚至出卖灵魂,简直就是人类的耻辱。小兵张嘎倘乎真在文化大革命中杀了人,那一定是遭了“四人帮”的荼毒,绝对为我始料所不及的。我绝不后悔写了嘎子而没有写“听话”的“老实人”或“小大人”,非但不悔,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启示我:我的儿子着能长成嘎子似的不怕鬼不信邪人物,我将十分高兴。
粉碎“四人帮”以来,常常听说一些无辜被关了“牛棚”或监狱的同志,一坐几年,却能抱着一两部长篇书稿出来,令人惊诧而且羡慕。当他们怀着新生的喜悦,捧着自己用血泪铸成的精神产品,在灿烂的阳光中眨着眼睛,献给亲爱的党和人民时,那心情的激动和欢乐,是不难想见的。然而,在生命尚且不保的情况下,还能写书,这好理解吗?我知道,这并不奇怪。“文章憎命达”是古人的说法,若不把它做绝对化的理解,却有部分的道理。《小兵张嘎》的写作过程、便可做个小小的证明。
二十二年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不久的日子,我忽地收到一封绝密信,拆开来,是调查一位同志在某单位的工作和活动情况的。我连忙按照常规,认真对待:翻查日记笔记,进行深切回忆,逐项写出有关事实,不歪曲,不夸大,本本真真回复了来信单位。这本是我们政治生活中正常的通信,谁知半年之后,它竟变成我的不可饶恕的“罪状”,说成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内应”。“检查交代”一连几十天,然后置我于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之中:没有工作,没有交往,也没有声音。痛苦、忧烦、疲倦、焦躁,使我心潮激荡却又百无聊赖,日子是漫长而又漫长。其时我有个刚满周岁的女儿在身边,有一次,她蹒跚着来抓我的门,隔着玻璃向我笑,样子是让放她进屋来玩。我当时正在心烦意乱,便大喝一声,赶她走开。她走了。但我立刻疑心到神经有点异样,不免害怕起来。于是记起了一句心理学上的话,说对付这种状况的最好办法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怎么能达到“集中精力,转移方向”?我试了许多法子,都不能把我从疯狂转动的乱麻团中扯开。最后,偶尔的灵机一动,想到了创作。我马上搜寻记忆,翻拣生活的箱底。于是,碰见了一个孩子,就是在《平原烈火》中没有能够写足的那个“瞪眼虎”。
“瞪眼虎”不是独自出现的,他还带着一大群我童年时代的伙伴和战友。他们歌唱着,战斗着,嬉笑着,活泼热烈而纷纷拢拢。他们,不管是持枪跃进而额缠绷带的,也不管是百黄肌瘦在血泊中匍匐爬行的,带着对生活的坚定信念,把我从疯狂苦闷中一拔而起,拖回到了当年的战场。“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信念坚定,勇气倍增,杂念排除,心神一新,《小兵张嘎》于是乎草成。
可是,“左”的思潮渐演渐烈,民主,法制,党章,宪法,开始被践踏了,就在我利用这一安静环境,又搞起一部长篇的提纲时,判决下来了:因着前面所说那封信的关系,加我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晴天霹雳继以乌云翻滚,个人的不幸迅速转化为民族的灾难。言路开始堵塞,是非从此颠倒,怀有野心的险诈好徒,乘虚夸拍马之风直上青云,忠贞刚正的同志,或则缄口不言,或则惨遭贬斥,国家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好,惊人的灾祸,终于换来了一时的清醒,“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了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又复稍稍喊响。《小兵张嘎》闭锁三年,到一九六一年冬季始得发表,而电影的拍摄则是一九六三年的事了。然而,一场大教训未能总结,灾祸根源竟同轻云一样不声不响地漂游了过来..
这段恶梦似的经历,到今天才能吐露上纸,首先就要感谢党中央,若不是她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谁敢把这一事实提上一句,“帽子”就会戴上头,棍子就会打上身。“四人帮”的根子是扎得很远很深的。你要解放思想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二十年前生的孩子,现已长成青年;那时的青年,已经变成壮年。人们在前进,在奋斗,有创造发明,也有成长、提高和收获。可也有些东西消失了,有的人死去了..前进中有挫折,欢乐也掺和着痛苦。回顾过去,大家都在总结经验教训:该扬弃的,必须扬弃;应保留的,必须保留。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党,我们军队,有过很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十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糟践毁坏的不成样子了。这是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在重校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猛然间,一个小小的细节给了我强烈的震动,更引起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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